我输入的，如果你忙，就看蓝色。如果你惊奇地发现，那是你熟悉的年代，你可以找来读。

北岛：远行——献给蔡其矫

元月2日晚，家中来客，一起包饺子过年。电话铃响，是《香港文学》主编陶然，他说：“蔡老今天凌晨去世了。”我顿时呆住，妻子询问，复述时不禁泪如泉涌。又接到蔡三强的电话，说起他父亲一向打鼾，半夜鼾声一停人就走了。他还说找到很多照片，与《今天》及“星星画展”有关。不想扫客人的兴，我步入院中。女儿随即送来大衣，关切地盯着我，我摆摆手让她进屋，兀自坐在暗中。

去年7月，在香港与陶然等人相聚，席间说起关于蔡老的传记《少女万岁》。我要来电话号码，当晚打过去。蔡老听到是我，甚喜。我约他到香港相见，他长叹道：“恐怕不行了，我88岁，老喽。”东拉西扯，从朋友到海洋。谁成想，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。

满天星斗连成一片，璀璨迷离。看来总得有最后一次，否则人生更轻更贱。我们都走在这路上，谁都没有免于死亡的特权。也许重要的是，你与谁相识相伴相行，与谁分享生命苦乐，与谁共有某些重要的时刻，包括最后一次。

（一）

1975年冬，我在艾青家认识蔡其矫，那年我26岁，他57岁，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。艾青到北京治眼疾，住白塔寺附近的王府仓4号，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。家中陈设简陋，一目了然。由于地面不平，每次开饭，艾青都要亲自过问折叠桌是否放稳——颠沛流离，吃顿踏实饭至关重要。……

我和蔡其矫成了忘年之交。相比之下，和艾青认识要早些，但关系很淡。他有点儿公子落难的意味，自视高，身份感强，让人敬而远之。蔡其矫命途多舛，却毫不世故，喜笑怒骂，如赤子般坦荡。

……

久别重逢，我提起当年那些女孩儿，他全都忘光了，令我惊讶。其实他记住的名字是青春，总有青春的代表进入他的生活。

他与舒婷1975年结识。《橡树》这首诗就是他转抄给艾青，艾青大为赞赏，又推荐给我。在蔡其矫引荐下，我和舒婷自1977年8月开始通信，她的《这也是一切》随意抄在信中，是对我的《一切》的答和。

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的转折点。“四五事件”发生时蔡其矫在福建泉州，9月18日回到北京，马上去天安门广场凭吊，写下长诗《丙辰清明》：“啊，祖国！/我忧心如焚/到处在寻找你的踪影：/那些鸽子哪儿去了？”

那年夏天，我妹妹在湖北游泳救人时死去，我痛不欲生。10月上旬，蔡其矫约我去香山散心。霜染红叶，如大地的血迹。我们沿后山小路攀登，在茶室小憩，凭栏望去，无限江山无限愁。

骑车回家的路上，街有异动——中国人的嗅觉比狗还灵。拐进某大院（据他回忆是海军大院），得到的消息难以置信。我们张着大嘴在夜色中前进，经王府井，终于得到证实。街上有人在吆喝：“卖螃蟹喽，三公一母！”他甩出一张“大团结”，不等找钱，拎起螃蟹飞身上车说：“到我家喝酒吃螃蟹去。”

那夜，我们喝黄酒吃螃蟹论天下事。我只记得他满脸通红，眼神有点儿疯狂，恐怕也折射了我的疯狂。对，我们就是荒原狼，在长夜将尽时朝天袄嗥叫。

我自选了二十多首诗，抄在十六开蓝色笔记本上，赠给蔡其矫。在扉页我写下题诗：“在长风不安的歌声中，/请免去这最后的祝福。/白色的道路上，/只有翅膀和天空。”

（二）

蔡其矫在中国当代文人中绝对是个异数。他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。六岁读私塾，八岁随家人侨居印尼泗水。1929年回国，在泉州教会学校初中毕业，在上海读高中参加抗日爱国运动。1938年早春，他离开印尼辗转抵延安，先进鲁艺学习，后到晋察冀边区，在华北联大任教。1941年他开始发表诗作。1945年当随军记者。自1948年起从事情报研究工作。50年代初他放弃仕途，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……

我常在琢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。一个华侨富商之子投身革命，往往是想通过救亡，通过对社会不公正的集体反抗以实现个人理想——个人与革命之间不免有互相需求与误解的成分。应该看到，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苦难历程中，这场基本上是农民造反运动的革命，有着必然的合理性的同时，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。它混合着各种动机诉求与欲望，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，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带有自毁倾向。

与参加革命的农民不同，蔡其矫渴望的是某种精神回报，在这一点上，至少在革命胜利以前，他如愿以偿。他在2000年口述时如是说：“延安在1938年到1942年之间，是非常自由的……那时，上课是自由的，唱歌是自由的，贴墙报是自由的，搞创作也是自由的……”

夺取政权后，革命转而成为自身的敌人。和大多数文人一样，蔡其矫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。他也曾试图随大流跟形势——歌功颂德，写检查，与各种反党集团及思潮划清界限。

但最终发现，革命与他所向往的个人自由早已分道扬镳。当人们彻底放弃自我时，他做了反向的选择，毅然决然站起来歌唱：“我英勇的、自由的心啊/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……/波浪啊！对水藻是细语，/对巨风是抗争，/生活正应像你这样充满音响，/波浪啊！”这就是他写于1962年的《波浪》。

那是精神脊梁骨被打断的一代。即使有少数挑战者，也往往受限于二元对立的格局，成为统治者的镜像——正反不同，可长得一模一样。由于被镜子夺去了灵魂，即使幸存下来，往往变得枯燥而无趣。

从今年初起，我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一个叫南弯（South Bend）的小镇教书。这里大雪茫茫，铲雪车到处奔忙，在路面刮出刺耳的声音。蔡其矫仿佛和我肩并肩，在雪中趔趄而行。他离开这世界一个多月了。这是个洁净的日子，充满明亮忧伤的日子，纪念逝者的日子。

……

也许最让人叹服的还是他惊世骇俗的爱情观：“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，/不惜粉碎我自己。”纵然一生风流，蔡其矫有自己的原则。他在笔记本上写道：“爱情的存在不是为了使我们幸福，而是为了向我们表明在忍受上我们能有多么坚强。世界上没有比无言的爱更高贵、更令人幸福的了。以无欲念的爱克服愁苦，也许这是迷途的爱、沉睡的爱。肉体有限度的满足，是人的最低权利。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……”

依我看，在一个“阶级仇民族恨”的时代，正是爱与艺术让他超越了反抗的局限。也只有爱与艺术，才会破解权力的因果链条，挣脱官方话语的无形桎梏；才会让人心变得柔软，复原万物的质感，使灵魂自由青春永驻。

1964年4月13日，他因“破坏军婚罪”被开除党籍，锒铛入狱，关了近两年。多年后，蔡其矫和艾青在天安门广场散步。艾青问，你为女人坐过牢，后不后悔？蔡其矫说，无悔，这里有代价，但也得教益。这个教益就是当面对一个爱你的女人时，你要勇敢。艾青说，蔡其矫，你是真正的男人……

……

（六）

他还告诉我，他如今志在海洋，研究写作均与此有关。他认为，中国的强大和航海有关。从根儿上说，他是个海洋性格的人。生于海边，长在印尼，随舰队远航，而他那自由不羁的灵魂，更是属于大海的。看来他在大地上走累了，开始寻找归宿——想象与灵魂的归宿。

此刻，我坐在大学宿舍的书桌前，窗外风雪肆虐。我极力回想我们间的最后一面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沉入我关于故乡的混乱驳杂的印象中；而早年交往的细节，像雨后蟾蜍一个个蹦出来，似乎为了展示时光倒错的意义。是的，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，其实在不断后退，一直退到我们出发的地方。